虽然我国的一些穷人得不到金融服务，但是中国农村的总体金融状况比孟加拉不知道高出多少。所以尤纳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尤其值得尊敬，这不是常人能做的。　　

 

　　内容摘要：尤纳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件大事，以前都是国际上的政治活动家得奖，这是第一次颁给一个长期从事扶贫的工作者。这至少表明了两件事：一是社会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市场经济不仅看过得好的人过得怎么样，而且看那些弱势群体过得怎么样，这是发展观上的一个转变。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评奖时，睿智地看到了社会变迁的潮流。

 

　　关键词：小额信贷

 

　　今年6月，在历经了曲折的一年多之后，尤纳斯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文版面世。这本书来得很巧，因为仅仅四个月之后，诺贝尔和平奖就降临到这位热心用金融方法进行扶贫的经济学教授身上，虽然这距离尤纳斯借出那最早的27美元已经有三十年了。

 

　　他的获奖不但是他本人的荣誉和孟加拉的光荣，也极大的鼓舞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众所周知，扶贫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事业，不但需要热情和人文关怀，更需要智慧，知道如何可以有效的长期的去帮助穷人，帮他们建立自信，并涵养他们的能力。因此，小额信贷、尤纳斯以及他的格莱珉模式(特指尤纳斯创立的小额信贷模式)才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关注。

 

　　那么在格莱珉模式传入中国十数年之后,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为此，本报专访了对此已有十年经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先生。

 

　　给穷人有作用的钱

 

　　作者：尤纳斯荣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使得小额信贷再度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么中国的小额信贷现在总体上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

 

　　何道峰：总体上来讲现在属于一个低潮期，因为中国的小额信贷最初是实验性质的，较早进行尝试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社科院和UNDP等国际组织。当时主要进行小规模实验：我们的试点是两个县，社科院是三个县，UNDP多一些。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那时，基本上各地政府都在放小额信贷，总额差不多有50多亿，可以说是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但到了2003年，这笔钱差不多都有去无回，所以政府的推动力开始减少，现在基本上又跌回到小额信贷的低潮期。称之为低潮，不仅是因为在信贷规模上从高峰掉到了低谷，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心理受到了创伤，直到现在，大家提及小额信贷时仍然很谨慎。

 

　　作者：钱没有收回来，那效果怎么样呢？

 

　　何道峰：钱收不回来，效果就很难判断。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钱丢在老百姓那儿，比丢在其他任何环节都要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给穷人送了一拨钱有用吗？本来是借款，但借完了以后不还，这是在培养一群无赖。我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丢了的钱对扶贫是有用的。

 

　　作者：您觉得小额信贷在推广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何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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