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府卫队与群众对峙的情形

甚至有人说：许多东方人的思维定势为 “死要面子”、“死不买帐”、“死不认错”，对于自己的错误言行和犯罪事实，习惯于回避、抵赖、撒谎、推脱、捏造假象、强词夺理、编制伪证，“为尊者隐、为亲者讳”、百般狡辩、死不忏悔、死不赎罪！
然而，思想史告诉我们，儒家有一些学者（如王阳明），还是主张“致良知”、良心和廉耻的。
我们经常谴责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虔诚忏悔和赎罪”！某些日本人甚至公然否认侵华屠杀的罪行！
而德国人对于纳粹罪恶的认罪忏悔，以德国总理向犹太死难者纪念碑长久下跪的虔诚行为，博得了全人类的宽恕和尊重。
但是扪心自问，我们中国人自己又怎样呢？
我在这里要讲述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实。
多少年来，每一个中学生，从语文课本里面都知道“三一八惨案”。
192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3月18日在执政府前，刽子手--警卫部队开枪屠杀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这被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鲁迅、闻一多、朱自清、蒋梦麟、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文化人一致愤怒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发表七篇悼文，包括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当时，《晨报》、《世界日报》、《国民新报》、《清华周刊》、《语丝》、《现代评论》等媒体，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聚集在北京大学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政府向徒手请愿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枪，不仅践踏了为政道德的最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然而有一件事，值得引起我们沉思：
据说，开枪前，当时的"执政"段祺瑞并未亲临现场，好象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似的。刽子手为了开脱责任，掩饰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杀的当天发表公告，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这种骗人的鬼话，连段祺瑞自己也无法相信！正如鲁迅指出：“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但是段祺瑞得悉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徒手请愿学生的暴行之后，随即赶到现场。
据说段祺瑞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面对死者长跪不起！
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是真心实意还是故意演戏？我们不得而知。但总比回避、抵赖、撒谎、推脱、捏造假象、强词夺理、编制伪证，“为尊者隐、为亲者讳”、百般狡辩、死不忏悔、死不赎罪的恶棍流氓行为，高出一筹吧！

强大的民意压力，居然启动半死的国会和司法部门。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原来在这次惨案中，军警放枪前后均以吹哨为准，所有死者都是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至死，可见这是针对退却群众的疯狂追击！是有预谋的血腥大屠杀！京师地方检察厅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三．一八"惨案是和平时期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是人类的奇耻大辱！泰晤士报称为“兽性的惊人惨案！”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废话！须知有许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屑信佛的。他们无知无畏、无廉无耻。他们不是凡人，他们自以为是主宰世界的毫无心肝的神，是无法无天的死撑着“万民伞”的至高无上永垂不朽的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