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把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主持《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常识。 蔡元培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并实践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而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多年以来我发掘历史真相，认为还要明确一个问题： “思想解放”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终于找到了答案：最早阐明“思想解放”口号的，是我国民主自由的先驱——梁启超先生。 他的《思想解放》一文写于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年，距今已将近90个年头！他积极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的理念，他解释：“要个性解放，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梁启超的这篇首创性的文章，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 “怎样叫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在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得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的时候，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经过思想之后，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引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个性外向，热情洋溢，具有强烈的浪漫气质。他的人格具有活跃、年轻的魅力，充满旺盛的创造力。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 梁启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他的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中华民国财政总长职务为分界线，划分为政治界与学术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导师（研究教授）需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对象，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的襟怀坦白、以诚感人。无论写什么文章、作什么讲演，梁启超的鲜明个性总是给人们留下突出的印象。 郑振铎回忆中的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做了如下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 —— 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 —— 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仅在学术，不仅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总之，我认为，提起“新文化运动”，不仅要论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的业绩，而且必须表彰梁启超的贡献。 梁启超，作为我国最早提出“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永远学习。梁启超的著述，也是我国新文化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