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末期有一个传闻称，瑞典探险家---曾於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生活过数年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丁(Sven Hedin)----有一次问鲁迅，他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全然不是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作家被问及他或她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
事实是，斯文．赫丁1924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後来在哥德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任东亚语言教授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请他为这个奖推荐合适的候选人。在1924年12月24日的回信中，高本汉提及中国前些年发生的社会与政治的变动，然后讨论了一些学者如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8-1936)和胡适(1891-1962)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言及这些学者在他们中国本土背景上的高度重要性时，高(本汉)非常怀疑他们能够为西方读者所欣赏。他补充说，就他的判断而言，中国尚未产生任何卓越的作家。
高致斯文．赫丁海敦的信清楚表明他没有能够追随五四运动觉醒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他没有读过诸如1923年出版的鲁迅的《呐喊》或闻一多的《红烛》一类的作品。
在致斯文．赫丁的信中，高还写道：“我将给一位北京的青年教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我的亲密友人写信，他最近正在巴黎作语言研究。如果他能够推中国优秀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可以与西方文学大师或如泰戈尔那样的作家媲美的人，我将立即认真权衡并通报您。”
“北京的青年教授”当非刘复(刘半农，1891-1934)莫属。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曾参与编辑《新青年》并於1920年至1925年在欧洲(大部份时间在巴黎)留学。(顺便一提，他在巴黎作的关于“国语的四声”的论文是一篇出色的学术作品。
说到刘复，如果《明报月刊》能够发表他於1920年6月20日在伦敦写的散文诗，《饿》----此文当年发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部分的第49页---我将不胜欣慰。那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三篇最优秀的散文之一。不幸它已全然被遗忘了。年轻的读者应当知道，事实上，一些真正出色的诗是在1920年代初期出版的。
老舍我和我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由於1966年我尚不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因而可以就我所知，公开(诺贝尔文学奖中)关于他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他去世几天之後，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被中断了。1987年以前，甚至台湾读者也不被允许涉猎他的作品。两个政府都没有给予文学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