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学士苏轼，真是令人荡气回肠的人物。我的小学启蒙阶段没有书读，除了几部中国古典小说，读的多半是前苏联文学作品，上中学时赶上改革开放，读的又多半是西方经典小说，对于国学，我基本是一张白纸。但对苏东坡，却也耳熟能详，不是因为读过他的文章，而是他的诗词几乎家喻户晓。真正对苏学士感兴趣，却是由于读张五常先生的散文集。

五常先生也算是性情中人。他一再感慨：如果生于宋朝，希望娶李清照为妻，与苏东坡为友。当我开始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时，很快可以理解五常先生的感受。

苏学士才华横溢，但却命运多桀。五常先生曾感慨，如果苏东坡生于西方，一定会成为著名科学家，读东坡传记，我也有如此感受。苏学士的文采自不须多言，而且，他一生醉心实务，他似乎从来不喜欢在京城中为官（主要是不愿与朝中小人为伍），几乎每次都是主动请求外放。而所到之地，他对当地的城市建设、民生问题都卓有建树，他对建筑、风景设计、水利建造、财政管理不仅有独到见解而且颇有贡献，风景优美的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都得益于他。据说，惠州女喜欢戴的斗笠，也是来自苏学士的设计。外子说，这要感谢苏东坡的爱妾王朝云，因为朝云生得一头浓密的头发，东坡先生因此设计了中空的草帽，帽沿有纱布垂下，可以抵御南中国炽热的阳光。

某种程度上，似乎要感谢那些奸佞小人，使得苏学士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包括当时的流放地海南岛，也给了他许多展示各种才华和能力的机会。

苏学士也是中国历代少见的懂得何谓平等、天然地具有自由平等思想的文人。他一生结交广阔，除了文人墨客，僧人、道人、艺妓、农人……他都结交，他曾经将年轻的妓女带到高僧的闭关静修处所，引起僧人不快，他即刻赋诗逗笑僧人；他在惠州与酿酒农妇比邻而居，离开后还常常寄送礼物给这位农妇；他曾经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中见到某位去世太守的妾侍（已成为这家儿子的侍妾），想起去世的朋友，落下泪来，那位妾侍却无动于衷且很开心的样子，换一个文人，一定感慨女人水性杨花，他却为文提醒人们不要纳妾…… 他也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他在第一次遭贬之地湖北黄冈，发现当地有因贫困而杀婴的习俗，他不仅致书当地太守要求采取措施，而且身体力行，救助了许多婴孩；他对黎民苍生的苦痛感同身受，他赈济王安石新政下流离失所的农民不遗余力，冒着获罪并屡次获罪的风险不断上书朝廷，请求豁免一切官债；他及时预见灾荒，提出赈灾缓解措施并递报朝廷，以减轻百姓的痛苦和朝廷的支出；他在杭州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公利医院……

他为官一贯照实禀报，从不懂报喜不报忧，为文一向直抒胸臆，不懂谄媚取巧；他获得百姓的广泛爱戴，得到文人雅士的衷心推崇，但也因此遭受贪名或图利之奸佞小人的深切嫉妒和恶毒迫害。

他一生所受劫难的原由，不仅是政见问题，更多的来自于同朝为官的文人的妒忌。妒忌，如影随形地跟着苏学士，令他不停迁徙，饱受苦难，而他的豁达开朗处变不惊，却往往又招来进一步的迫害。据说，他从惠州再被外放到海南岛，就是因为当时的宰相章淳读了他的两句诗，觉得他生活得还不差。

苏学士如果想飞黄腾达，却并非没有机会。仁宗皇帝在苏轼兄弟一起考中进士时曾说，发现了两个日后的宰相人选；神宗皇帝听从王安石而行新政，苏轼直上谏言而遭贬外放，但神宗皇帝却一直欣赏他的文采；几任皇（太）后都十分欣赏苏东坡，即使在太后摄政他仕途通达之时，他也没想谋取轻易可得的宰相之位；他也曾经做过哲宗小皇帝八年的老师，却一直无法折服这位小皇帝骄淫的品性（不仅小人作祟，而且不平等的地位对于老师发挥作用可能也相当不易）。尽管如此，因嫉妒而生的诽谤中伤却一直不肯放过他。这在中国社会，从古到今几乎是一种常态，心胸狭隘的文人急功近利、飞黄腾达，而心胸豁达又才华横溢的往往无心争夺，要么命运多桀，要么归隐山林。

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尤其是学人，都会有深切体会，每次的斗争中，不知有多少迫害是由于嫉妒！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嫉妒，这一人类天性，往往表现得更为惨烈，就如同中国历代后宫的彼此倾轧。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生存空间也有所扩大，曾经引发残酷迫害和倾轧的嫉妒似乎也有所收敛；但仔细观察日常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嫉妒，这一人类天性，在中国社会的表现与西方还是有很大不同。我们常说，有种人“损人而不利己”，我个人感觉，这种行为主要源自嫉妒，不能忍受别人比自己生活得好，甚至不能忍受别人生活得好。这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病态！但究竟如何发生并发展的，我还是想不清楚。

苏学士所蒙受的人生苦难，引发我思考文人的嫉妒，但显然我没有这个功力，希望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