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放贷款是农信社的主要工作，但目前农信社的贷款利率的科学定价被很多管理者忽视,贷款利率定价的随意性较大，这就导致农信社难以实现科学有效地信贷投入。

　　贷款定价机制不健全，科学定价工作难运行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信用社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在发放贷款过程中未将利率浮动纳入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管理制度中，存在营销与定价、审批与管理等方面的脱节现象，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防范系统，风险规避很难落到实处。

　　二是农村信用社没有设立专门的贷款利率管理机构。目前贷款定价一般由财务会计、信贷、资金运营等多部门共同运作，这样无法对贷款利率定价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对浮动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具体浮动利率的确定及资金成本的测算等研究不透，出现了贷款定价工作过程中相互推诿、贷款定价不深入的问题。

　　三是农村信用社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由于不能对贷款利率定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合规性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出现了粗放式、主观式的贷款利率定价，利率风险意识弱化，从而导致“一言堂利率”、“人情利率”等问题的出现，使贷款利率定价的自主性演变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自由性和混乱性。

　　贷款利率定价指标在实际执行中难操作、尺寸难把握。一是在测算付息成本率和平均费用率指标时，对于部份费用很难区分是否在存款和贷款管理过程中相应发生的费用支出，如业务招待费、燃油费等，若全部计入指标则使得该指标变得过大，若计入过小又不能全面反映资金的实际成本。

　　根据《金融保险商业银行财务制度》中对成本规定，成本是指“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业务经营有关的支出”，应如实计入。目前，大多数农村信用社会计报表中的费用科目一般比较笼统，使得在测算资金成本时很难将相关费用科目进行准确划分测算。

　　二是在测算目标利润率指标时，由于农村信用社的利润来源具有多样性，可来源于贷款利息收入，来源于中间业务收入等，并不是所有利润都由贷款创造，若将目标利润全部摊入贷款，显然不合理。或者即使专门确定了贷款利润，但由于贷款利润中有一部分是由逾期贷款或呆滞贷款及以前年度发放贷款的利息构成的，而这部分贷款利息的收回率是不可测定的，再加上新放贷款量受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较大，具有不可确定性。因此，要将利润合理划入新发放贷款中，从而确定新发放贷款利率也存在着相应的难度。

　　三是在测算风险违约率指标时，由于农业是一种高风险行业，农民贷款容易受自然因素影响，本年农业收成不好可能会出现违约问题，但大部分农民只要有钱还是能主动归还贷款，这样虽然有时违约率较高，但总体归还贷款率还是较高。如果按违约率测算，那么农业贷款利率一定要高，“利率虚高”超过农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会导致贷款农民还款付息难度加大。

　　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着贷款成本高，贷款利率定价上浮易、下浮难。基层农村信用社由于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组织存款和管理贷款的成本一般较高，其贷款成本率一般在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左右，因此贷款自主定价的浮动，出现了“一浮到顶”的情况，制约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的积极性。目前农信社向农民发放贷款，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30%，主要是受农信社贷款成本所限，但却损害了“三农”利益。这种贷款利率“一浮到顶”与逾期贷款罚息差距缩小，甚至高于逾期罚息，异化了借贷双方的信贷关系。旧贷到期，借新还旧，以贷收息，手续烦、费用大，能否贷得上还是个问题，有的贷户干脆还息不还本，认可逾期罚息。

　　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基本上遵循“一户一定”的原则，形成新的“贷款难”。由于农村信用社主要是服务于“三农”， 70%以上的贷款属于“三农”贷款，提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对农户贷款意愿并不能产生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贷款供给主体看，随着农业银行乡镇营业所的大量撤并，农村信用社成了真正意义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几乎独家垄断了农村信贷供给市场，“三农”贷款别无选择，农民贷款只能求助于农信社。

　　据调查显示，95%的农户贷款需求并没有因利率的浮动而减缓需求意愿。农户贷款，一般具有笔数多金额小的特点，这样每笔确定一个贷款利率，每笔进行一次评定，势必会增加农村信用社的工作负担，甚至会影响到贷款发放审批时间的长短，形成了新的“贷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