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的话本是白话小说的起源，话本是“说话”人即说书人的底本，说话通常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家。现在的“百家讲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承了“说话”的传统，如果说讲《论语》、《庄子》是“讲经”，讲《明亡清兴六十年》、讲慈禧或焦裕禄是“讲史”，那么揭秘红楼梦、品三国可以说是“小说”与“讲史”的结合，即以小说为由头，却重在讲解历史。与宋代的“说话”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以通俗的方式面向普通大众的，但不同的是，“百家讲坛”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的，并借助电视、出版社等媒体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生产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百家讲坛的主讲者称为现代的“学术说书人”。

    既然是“学术说书人”，那么就有偏向于“说书”的，或者偏向于“学术”的，而最好的主讲者则能讲二者结合起来，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我看来，易中天、纪连海、于丹等更接近于“说书人”，他们都形成了独有的讲述风格，并以自己的动作、语言、表情形成了吸引人的因素，就如我们听刘兰芳、田连元说书一样；而马瑞芳、康震、隋文娟等则更偏向于“学术”，他们讲述的个人风格不是很明显，虽然有一定的特点，但主要以讲述的内容吸引人，更像我们在大学课堂里听到的课程一样。而能二者兼善的，以我看来，只有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的阎崇年先生与讲述《玄奘西游记》的钱文忠先生。

    与易中天、纪连海、于丹过于强烈的个人风格不同，阎崇年与钱文忠虽然有个人风格，但并不张扬，并不将自己置于所讲内容之上，也不将所讲的内容与现代社会进行简单的比附，而是通过清晰、明快、简洁的语言，以及稳重、自然的“台风”娓娓道来，将个人风格与所讲述的内容融为一体，给人一种帖切之感，而这又与偏向“学术”的主讲者个人风格不足区别了开来。

    我们可以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记》为例，分析一下它为什么具有吸引人的魅力。首先，自然是《西游记》的广泛影响，这与刘心武讲《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一样，古典名著及由其改编的影视剧深入人心，使这样的题材先天具有群众基础；其次，是玄奘故事的传奇性，他悲惨的身世，西行求法的艰险，古代印度的异域风情，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再次，是《西游记》与历史中玄奘故事的不同所具有的张力，也吸引着听众，使人想从中知道历史的“真实”，以及与小说的区别。

    如果说以上的因素，属于一般所谓“内容”的范围，那么就主讲者来说，也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才能使讲述成功，第一是扎实的学术功底，钱文忠于唐史、佛教史、中西交通史以及梵文、巴利文的修养，为他的讲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他有学术的求真精神，这使他对玄奘有“同情之理解”，既充分认识到他“舍身求法”的伟大，但也不回避他生活中的小瑕疵，从而为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真实的玄奘；第二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果只是写学术论文，似乎论证完成后就结束了，但这里所面对的是普通观众，必须将学术性的语言转化为更为通俗的方式，在电视节目与后来出版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被分为36讲，而每一讲中又分为若干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若干小故事构成，而在每一个段落、每一讲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悬念“且待下回分解”，而全书也正是由这样的悬念与故事组合起来的，这可以说借鉴了“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第三是讲述者的语言形式，钱文忠的语言生动而形象，又与整个故事的风格很妥帖，既不过火，也不“不及”，有的主讲者讲得很好，但出版成书却失去了魅力，但《玄奘西游记》却完全不同，读书与看节目都给人以一种美感。如此看来，要做一个成功的现代“学术说书人”并不容易，既需要学术的积累与选材的眼光，也需要讲述故事的独特方法与语言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