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联大教师一样，金先生也是住在昆明城外，每每往返于住处与课堂之间，很是辛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的信中曾写到金先生的生活状态：“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龙头村出发，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但对金先生而言，似乎并不乏生活的情趣。终生未娶的金先生，曾养过一只大斗鸡，每至饭时，这只鸡便伸长脖子到餐桌上，与金先生共进膳食，这又是西南联大独有的一景。

刘文典

    说起西南联大的教授，给人的感觉，不是英雄就是怪雄。就说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吧，闻一多是在校友会上骂，刘文典则当面指着蒋的鼻子骂。1928年，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因学潮事件触怒了老蒋。蒋召见他时，话不投机，二人就顶了起来，刘指着蒋骂道：“你就是军阀！”蒋勃然大怒，定要毙之而后快。幸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解救，才以免职了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复原，刘先生却未回京（清华大学）履职，而是留在云南大学任教。新的语境，或解释为：刘先生不爱京城爱边疆。而当时的一种笑传是：刘先生舍不得云腿（火腿）、云烟（烟土），故有“二云居士”的雅号。

闻一多

    在教学上，闻先生秉承其桀骜不驯的性格。比如他在中文系为研究生王瑶半业一事给梅贻琦校长的短简，直如下令一般：“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嘱文书科下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这封短简上仅写“照办”二字，更加突出了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沈从文

    沈先生上课有个特点，无系统。尤其他的口语表达，那叫一个笨。这一点，早在北大时，就已经是很出名了。所以，他的课，学生多因听不懂，兴趣渐无。沈先生不善辞令，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歪打正着的是，沈先生的这一教学法，倒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汪曾祺便是这受益群中的一员。

雷海宗

    雷先生上课有个习惯，每回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经学生提醒后，他便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有一回，雷先生又如是而问。班里有个女同学，上课笔记甚详，她打开笔记，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一句说‘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由此可见，当时是怎样一种教与学的环境。而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联大师生却保持了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也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殷海光

    在西南联大当年的学生中，名气很大的有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还有金岳霖的学生、后来的台湾思想家殷海光。殷先生对西南联大一往情深，他回忆说，那时“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与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服。”

    感觉舒服的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常常一个人在附近的翠湖边思考。下雪了，他一个人站在旷野里，任由雪花飘落在他赤裸的脊背上……这些浪漫的情思与行为，所体现的仍然是一个大学的个性和精神（这也往往是一个时代的个性与精神）。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脸谱，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如梅贻琦、傅斯年、潘光旦、张奚若、汤用彤、冯友兰、朱自清、吴晗、杨振声、川岛、魏建功、王力、陈寅恪、罗常培、吴宓、卞之琳、李广田、姚从吾、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钱端升、梁思成、林徽因、季羡林、钱钟书等等。你也许会说，西南联大之所以产生这么多名教授，是因为该校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如是推理，也不妨把建国以来全国百所重要大学整合在一起，看看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到底出了几多具有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比尽在不言中，也就无需我去饶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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