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把问题简单化，比方说一个大学的脸谱，只要知名教授多，想来就可以构成其大致的精神面貌了。按照这一逻辑，1938-1946年间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址昆明），其脸谱最突出、个性最强烈、人数最众多（近50位著名教授）。尤其他们对生活、对教学、对学问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他们的无心机、少俗虑的气质，实在是今天的大学所少有的。在此，我们选取其中的几位，轻描淡写地勾画一下他们的脸谱，进而读取一个大学的精神。

费孝通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空袭是出了名的。为此，费先生也不得不和其他教授一样，到昆明远郊去寻找一块清静之地，以便专心从事他所喜爱的学术事业。后来，先生带着他的社会学小团队入住呈贡的魁阁（求签拜神的一个庙宇）。此前，已有联大教授陶云逵等入住。

    在魁阁生活和展开学术研究的学者，因来自不同学派（陶云逵为人类学家，费孝通为社会学家），时常发生学术争论。但彼此相互包容，因而都能从对方的观点中获益。魁阁这一学术空间、学术氛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风，费正清先生曾给予积极评价。魁阁学者年轻，富有朝气，尤以思想自由著称，以至于今天的学者将他们标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甚至可以说，魁阁学术小团体，乃中国早期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而这一切，皆由费孝通先生所奠定。

黄钰生

    1941年初，西南联大在附设师范大学的基础上，又附设了师范附中和附小，黄钰生、冯友兰等教授为附设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在黄钰生拟就的《附设学成立趣旨》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们宁愿要玩皮淘气的孩子而不愿要无生气的孩子。根据这种认识，本校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加以爱护，对于艺术、音乐、劳作、团体活动等表现自我的科目，将特别注意。本校同人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践踏天才……”可以说，黄先生的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办学的一贯精神。  

    不随人愿的是，日本人的飞机不断空袭昆明，致使附中、附小因安全问题迟迟不能正式开课。然而我们发现，身为师范学院院长兼附中主任的黄钰生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责。他在致家长公开函中说：“钰忝领校务，处理乏术，致使褚学生学业旷废至两月之久，衷心欠仄，莫可言谕……钰惭愧之余，愿将筹备校舍经过以及目前之状况奉白贵家，尚乞明教是荷……”在致西南联大校务会主席梅贻琦的公开函中，亦自责连连：“钰以师院院长之资格，应行负责之处，钰自当负责。”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如今哪里得寻？

钱穆

    钱先生一边教学，一边撰写《国史大纲》。因感在昆明社交频繁，便托人在昆明以近的宜良北山，暂借了当地县长空置的一座别墅，半个星期在山里写作，半个星期到昆明上课。别墅与下寺比邻，门外菜地绿，楼下泉水响，堪称仙境。惟其不足的是，钱先生在寺庙里搭伙，那饭菜之粗劣，极以下口。吃了两天，钱先生便请一女佣，另起小灶，吃荤。一天，女佣煮鸡，钱先生路过厨房，但见方丈坐在灶前，正快意地啃着一只鸡大腿。钱先生便问：“方丈也吃鸡腿？”方丈倒也毫不避讳：“和尚不吃鸡腿吃什么？”

    钱先生白天写《国史大纲》，入夜则看《清史稿》。到了星期天，他就手持《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去附近的温泉轻松一下。浴后坐在石阶上，就近的茶馆要一壶浓茶，一边作裸身日光浴，一边吟诵陶渊明的诗，尽兴而去。这样的生活，在钱先生来说，那叫一个美。然而，陈寅恪先生却另有认识。这年寒假，陈先生曾来此别墅住过一晚，当时就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地，兄在此写作，真乃一大妙事。然使我一人住在这里，非得神经病不可。”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钱先生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国史大纲》。此书在中国史学界，影响至深。

金岳霖

    金先生上课时，常戴一顶呢帽。每至学年伊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老师对学生的尊重，细致于此，似不多见。后来，不知为什么，金先生配了一幅眼镜，一片白，一片黑，那也叫一个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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