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部分农信社不良贷款数额巨大，早已资不抵债。如果要让这些金融机构恢复正常运行，必须注入大量资金，补充自有资本，冲销不良贷款。有人建议通过吸收民间资本，改造农信社。但是，民营企业要算笔账：投入的资金要多少年才能盈利？如果农信社的坏账不多，那么还好说，可惜，这样的农信社实在太少了。例如，通过调查发现，如果投资某农信社的话，按照最好的估计，要十多年之后才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个圈套。切莫低估民营企业家的智慧。如果在算清楚账之后还有人愿意来投资，恐怕问题更为严重。十有八九，投资者根本就没安好心，也许是来给自己企业圈钱的，也许是“黑吃黑”，想捞一把就跑。千万当心，弄得不好，“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自从金融监管当局表示欢迎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以来，民间资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症结。

　　显然，只有政府出面负担部分改造成本才能对民间资本具有吸引力。在这里同样面临着非常困难的选择：首先，这笔费用究竟有多高？从哪里出？其次，由于缺乏合格的金融人才，缺乏国有资产产权代表，缺乏形成有效治理结构的机制，即使政府负担了这一部分成本，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造的成功。投入资金之后，很有可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各级金融监管部门和农信社之间看起来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被改革者要比改革者强大100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手里有张王牌：金融秩序必须保持稳定。农信社拿“稳定”当“人质”，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为了稳定，就不能损伤目前农信社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其中不仅包括员工收入、待遇，还包括管理人员的级别和资源分配权力。必须保证对农信社人员终身就业的承诺。倘若国家没有能力给予被改革者适当的补偿，休想裁撤机构和冗员。农信社资本金不足，应当由政府出资补充。不良贷款应当由政府财政冲销。在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之间，每次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改革者妥协让步。显然，政府也许有能力处理几十个、几百个农信社，但是面对三万多个农信社，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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