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两会”，农村金融体系“空白要补、不良要改”的基调已经确立。然而，面对大部分国有银行逐渐退出农村市场、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有限、农信社经营不善、民间金融制度真空的现实困境，仍然缺乏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

　　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农村金融的发展？现实困境背后又是怎样的深层次问题？带着这样的疑惑，本报对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进行了专访。

　　

　　农村金融“三大症结”

　　《上海证券报》：总说农民找商业银行贷款难，而商业银行也反过来说农村放贷难，“两难”局面由何而来？农村金融市场这块蛋糕为何无人问津？

　　周忠明：金融发展是以信息透明为基础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欧美国家，你会发现即使是农村市场，金融机构的参与度依然很高，金融服务相当充分。那是因为机构积累了数十年的数据，对市场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与农户之间也有频繁的沟通，双方信息比较透明。而中国的情况不同。

　　中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都采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信息较为零碎，因此金融机构与农户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导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不仅制约了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深度，更阻碍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

　　商业银行从规范经营的角度出发，要经过从贷前审查到贷后核查的一系列过程。然而，农村地区缺乏足够的原始信息的积累，也缺乏放贷必须的担保物，加上服务对象较为分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放贷的交易成本，最终导致很多大银行退出农村市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延用至今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度。农民并不真正拥有土地，但是土地作为最可靠的抵押担保物，却无法进入融资环节，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融资能力。

　　《上海证券报》：这三大症结是否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加以完善？

　　周忠明：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目前央行已经启动征信管理系统建设，如果能扩大到农村地区，并且针对农村建立一个适农信息系统，至少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二，目前农信社、农行、农发行都有不同程度的适农优惠政策，如果这个政策不以机构为区分，而是按照“谁支农谁优惠”的原则加强财税政策扶持，那么对鼓励适农服务的出现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另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逐步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进入抵押流通流域，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为进城农民积累原始资金。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要解决农民的最低保障问题，尽快建立并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农村社保体系及农户最低保障安排。

　　农信社亟待“所有者到位”

　　《上海证券报》：农信社目前覆盖我国90%的农村市场，却长期经营不善。如何看待农信社今后的改革方向？

　　周忠明：在国有银行逐渐退出农村市场的情况下，农信社“一社独大”的局面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垄断。现在很多打着“合作”旗号的农信社和合作银行，并没有合作的实质。合作制必须是在可以相互了解的群体内才可以发挥作用，而2000年以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要让一个人口数十万的县内社员彼此了解，是不现实的。

　　农信社改革，最终一定是朝着股份制的改革方向进行。维持现状或是改革不彻底都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机构运行必然是低效的。

　　《上海证券报》：农信社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怎样的缺陷？股份制改造应该怎样进行？

　　周忠明：农信社的股权结构极其分散。以资格股入股的个人并不能比非股东获得更多服务，最多有一点年终分红，成为一种“存款化股金”。入股的农民并不关心农信社的经营管理，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公司治理不完善、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经营的优劣完全依赖于行政任命的领导人的能力及品质。

　　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农信社改革的当务之急，首先应该解决的则是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具体可通过三条路径解决。

　　首先，可以构建一个跨区域的资本平台，对农信社进行参股甚至控股。比如通过向社会募集股本构建一个省级投资机构作为合格投资者。其次可以引进有银行管理经营和技术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在完善股权结构的同时改善机构的经营能力。再者可以吸收社会上的合格投资者，但要注意区分善意入股和恶意入股，防止一股独大和关联股东控制的问题。